而且支付价款必须通过双方公认的、具有国际信用的银行，这些银行之间也必须有法律上的协议。
其中，也有一些典型例子，例如，2005年，根据公民审查建议对国务院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进行了审查研究，将研究意见送国务院法制办研究，推动废止了该行政法规。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即由制定机关废止了系争条例。
对于这一点，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将这一阶段的立法工作直言不讳地明确为：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再如，以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为雏形，简化浓缩成的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律创制实践中发挥了绝对的指导作用。2019年国家宪法日，全国人大官网正式上线备案审查建议在线提交功能，很快远超书面寄送形式成为审查建议的主要来源形式。通过1982年宪法同届人大同次会议上紧接着修改1979年《地方组织法》，使其宪法计基础接续到新颁布的1982年宪法上。2015年，中央办公厅出台工作指导性文件提出，建立党委、人大、政府和军队系统之间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按照党中央文件要求，建立起法工委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中央军委办公厅之间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积极运用这一机制增强工作协同。
该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并没有引发备案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建议人也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正式答复。该问题的根本性也投射在备案审查制度等诸多领域，如何在人大备案审查同党内备案审查之间有效实现衔接联动，实现审查统一，是实现法治统一的关键所在。为个体设置权利请求与救济机制，并规定权利所指向的义务，这是法律构造权利关系、形塑行为模式的核心技术。
基于数据处理和算法决策的技术系统构成一个代码所控制的逻辑闭环，当事人无法参与到这一由行政和技术合一的权力作用过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将要到来的命运，而不是参与其中并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从法治视角看，无论是英美的法治原则(rule of law)，还是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原则，都强调政府权力必须受法律控制、个人权利受法律保障等基本价值立场。例如，作为监控中介(Surveillance intermediaries)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一些场景中往往会根据国家设定的协助义务或者合规要求，获取和分析特定对象的历史数据和实时动态数据，协助行政机关对特定目标和事项进行风险监控及管理。这种由权力和技术主导的程序结构一旦形成，传统行政程序所要求的通过说明理由机制就会被逐步瓦解，数据、代码和算法逻辑取代了理由。
在这种治理技术辐射之下，每个给定的治理场景和语境都需要对资源配置、关系设定、工具选择等治理要素展开重新考虑。相较前数字化时代的行政权运行方式而言，数治中的行政权及其主体似乎退隐到幕后，但其对权力和技术的操控并不必然减弱，反而有可能增强。
综上可见，在诸多行政场景中，数字技术日益受到青睐，数字技术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数字行政的背景下，基于数字赋能理念，数据采集、挖掘、计算等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国家治理对各种数据的需求不断增大，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的结合催生了一种数字权力。随着数据集成度越来越高，在个别场景中的数字技术运用将会联动其他领域，导致涟漪效应和辐射效应。行政机关违法的、过度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不仅会直接侵害个人信息上承载的相关权益，也会造成社会成员在心理层面的焦虑和恐惧感。
如果不对数治自我强化的效应保持足够警惕，行政组织将面临路径依赖甚至被锁定的困境，被数字技术反向控制。通过对个人和组织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处理分析及应用，行政机关获得了巨大的数字权力，而这种数字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结合正是数字行政的特质。政府需要针对各种不确定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进行未雨绸缪式的调控，以高效、精准地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这也正是数字赋能的含义之一。
码治理是基于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政府治理。本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数据、算法、自动化技术等因素，是数治相较于传统行政活动的关键技术变量。围绕这些基本价值，传统法治发展出相应的法律控制工具和机制，例如规则公开、程序正义、裁量理性、权利救济、司法审查等。
数治以大数据、代码、算法为底层架构。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的收入支持福利算法系统(income support payments)经由高频、准确、大规模的数据来分析受资助者的行为模式，进而确定资源分配政策与资格标准，有效实现了防止福利依赖和促进合理给付的双重目标。但以大规模监控为基础的预防式执法，微观层面可能导致对公民私人空间的过度窥探，宏观上则可能带来社会的寒蝉效应。(一)数字化监管 在传统监管观念和治理手段基础上，为回应市场与社会中复杂、多样的风险治理难题，政府将数字技术广泛运用到行政监管领域。但针对这些错误和偏差，很难从外部进行反思性的评价，也很难进行有效的审查和纠偏。例如，对于自然人健康宝的弹窗行为，到底如何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机制进行审查?这些问题在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回答。
对算法的法治约束是数治时代法治技术变迁的紧迫要求。回归数治的事务之本质，明确各种法律关系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为数字行政的归责逻辑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方案。
回应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深度融合、数字行政的法治约束等命题，一方面需要重申和坚持法治的价值系统，另一方面也需要依循协同演化逻辑，从数治的源头控制、过程控制、结果控制、社会控制等维度，改进行政法治控制技术，改善行政法治外部生态。随着监控技术的迭代更新及其大规模应用，监控型国家(surveillance state)初露端倪。
第三，法治是价值之治。执法者基于监控、数据、算法、预测等技术，可采取先发制人的执法措施。
例如，对于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活动中如何贯彻正当、必要和最小原则，行政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益如何平衡，行政机关间的数据共享和利用应当按照何种标准和程序规则进行，法律责任机制应该如何设计等制度和实践问题，都亟须在行政法治维度进行回应。第一，法治是规则之治。这种情形不独存在于数字行政场景中，也存在于私法领域。对于数字行政造成的权力关系结构变化、行政权运行逻辑变迁等宏观的、整体性问题，现有研究还显得薄弱。
不过，在数字时代，如果仅注重个体的权利清单，忽视相应的社会整体性权力结构，个体权利体系就难以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制度框架与社会架构。从政策和实践层面看，在电子化自动化数字化等概念，这种变化的背后所体现的其实是行政权运行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治内在的复杂性化约需求，意味着技术系统所面对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并不总是重合的，治理技术与治理情境之间可能发生错配，从而导致治理的失灵和异化。四、数治对行政法治的影响 (一)数治与法治间的张力 前文分析表明，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数治，主要关注治理的工具有效性和效率，而非治理的价值理性与可接受性。
比如，健康码信息经由联动机制直通各层级、各地域，并关联多元场景下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平等权、受教育权等重要权益。因此，对数治的法治约束，首先需要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等数据处理活动进行法律控制。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码治理技术也具有负外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英国法上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还是美国法上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都将程序的中立性作为程序正义的底线要求。依靠数字技术的力量，国家可进一步延伸和放大其权力作用效果。实际上，数字技术驱动的行政，所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叠加的量变效应，而可能导致质变甚至突变效果。
这一可能性意味着数治的工具理性并非必然的、绝对的。而数据采集、分析与算法模型的应用，可缓解数据信息不足、监管能力受限等困境，增强行政监管的效能和效率。
与此同时，数治技术也削弱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和救济权，面对技术外衣包装下的行政权活动，利害关系人往往觉得很难进行挑战，提起诉讼的动力也会受到抑制。《意见》也强调：着力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治理能力。
4.关系失衡效应 数治也加剧了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关系结构的失衡。法治的规则之治、理由之治具有一定的工具意义，这些工具最终都指向法治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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